大明：我重生成了朱允炆 - 大明：我重生成了朱允炆 第203节

    解缙、黄子澄等人脸色一变，这个规划可以说近乎疯狂。
    抛开京师至苏杭那些路，只京师至北平便足足有两千余里，还需要串联起各大重城，至少也有两千五百里。
    平均下来，一年就要修筑五百里，具体到每天，便需要一里多路。
    除去不适合施工的天气，寻常施工时，每日至少要铺筑近两里路，需要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，又需要多少财力作为支撑？
    “皇上，此规划有些不妥，以臣之见，可延至七年乃至十年。”
    郑赐身为工部尚书，知道一旦大规模施工，必动用不少劳力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作业没多少问题，可若是监工过于追求速度，让百姓日夜劳役，激起民变，那问题就大了。
    进度，不可过于苛责。
    朱允炆知晓这一点，但也清楚时间不等人，五年之内修路到北平，是有些夸张，但朱允炆并不是空想出来的五年规划，而是认真思考之后的结果。
    大明并不缺人手，基本的施工材料，全国各地都有。
    人有，材料有，又是朝廷主导，还是遍地开花，沿途城镇同时动工，哪怕是一年干两百天，一年也能修出五百里道路来。
    大明不是后世的建设企业，几十个工人包一条路，开着机器，几个月就给修好了，虽然大明没有机械便利，但却有人海战术，集数万人之力，修几条路还是没问题的。
    “五年基建规划，不可更改，具体如何管控工期，朕会拟写一份章程。其实，修筑混凝土道路，朕还有另外两层考虑。”
    朱允炆坐了下来，示意解缙等人坐下。
    “皇上，除边防、运输之便，臣等实想不出还有其他考量。”
    郑赐直言道。
    朱允炆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领工部，想不出那么多也属正常。朕所虑还有二，其一，便是百姓就业问题。”
    “皇上，何为就业？”
    解缙皱眉问道。
    朱允炆看了一眼迷惑的众人，想了想，貌似就业是后世词汇，便解释道：“就，即也；业，生计。就业之意，便是从事生计之事，以养家人。”
    “原来如此。”
    解缙点了点头，了然道：“百姓有了生计，便有所得，朝廷虽耗费了银两，但银两流入了百姓手中，百姓又会花钱买百物，到时商业繁盛，朝廷税也会增长。皇上是想以修筑道路，以促百姓殷富，增百商之利？”
    “解爱卿所言极是。”
    朱允炆赞赏过解缙，将目光看向黄子澄，道：“虽然户部会耗费不少银两，但从长期看，朝廷会通过商税、农税，收回这些银两。”
    黄子澄放松下来，长远看，眼下的投入并算不得亏本。
    “那皇上第二层考虑是？”
    黄子澄期待地问道。
    朱允炆嘴角的笑意缓缓收起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，缓缓说道：“寺院、道观、士绅、藩王，凭其财力，大肆购置田产，遏田产兼并国策俨成虚设。百姓售卖其田，虽得眼下巨利，然于未来而言，其失去了立身之本，不出三年，大明便会多一批佃农，这是朕不想看到的。”
    “可朝廷又能如何？严令禁止他们购置田产？寺院、道观的田产还说，朕可以下令，让其预留部分田产，其他田产分给百姓，可士绅田产、藩王田产又如何处置？他们合法购买田产，朝廷总不能强取豪夺，勒令不许吧？”
    第二百四十二章 历史难题，土地问题
    朱允炆深知，土地问题是封建王朝的根本问题，解决不了土地兼并，就解决不了底层民生问题。
    作为皇帝，大明最大的地主，朱允炆始终是需要剥削农民，维护地主阶层利益的，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    朱允炆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喊出“一切为群众服务”的口号，不可能将“最广大群众利益”放在大明利益的最高处，但朱允炆必须想办法，解决土地过度兼并。
    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，并不是纯碎为了百姓的生存，以表示自己的悲悯，更多的是从大明未来去考量，因为土地兼并，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，关系着王朝更迭！
    不想大明两三百年就灭亡，土地兼并这匹疯狂的马，必须有一根缰绳，否则，它会拉着大明，坠落悬崖。
    土地，对于任何王朝而言，都是最为敏感的问题，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。
    它成就了很多奸臣，也拖累死了很多忠臣，它支撑着一个个王朝的兴盛，也挖掘着一个个王朝的坟墓。
    古代的土地关系，是极为复杂，很难说清楚的。
    在原始氏族或部落时期，大家都是穷光蛋，连个衣服都没有，自然不会谈什么私有，你捡来的石头，我也可以拿去打恐龙，你手里的果子，我也能啃一口，大家谁分谁啊。
    生产关系的改变，最初的原因还是与生育能力有关。
    这边二十年生了一百个，那边生了五百个，人家一招呼，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，亲戚一大堆，什么氏族公社，不搞了，谁人口多，谁分的东西多。
    于是，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演变为家族公社，后来男人一看，自己有力气能打猎，也能打人，有吃的也有喝的，凭什么要被女人欺负？
    于是，女家长时代结束，男家长时代开启，父系家族出现。
    既然都是家族了，那原本的氏族财产，像是肉啊，果子啊，毛啊，石头啊，那自然也就成为了家族财产。
    什么公有制，该是我的，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我抢过来也是我的。
    私有制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    这个过程并非是短时间的突变，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形成。
    在夏商周时期，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。
    《尚书·酒诰》中记载商朝时期：
    “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邦伯；越在内服，百僚、庶尹、惟亚、惟旅，宗工，越百姓里居。”
    需要解释下的是，这里的外服不是给你贴膏药，内服也不是让你吞下去。
    内服指的是京畿地区，国家京城，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区。
    这意味着商朝时期，分封诸侯已成常态。
    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记录更多，在《左传》中记载：
    “昔盛王克商，成王靖四方，康王息民，并建母弟，以藩屏周。昔周公昂二叔之不成，故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。”
    商周时期嘛，人口不多，生产力不高，哪怕是国家搞分封制，大部分也都围绕着都邑，周围良田多，大家一起搞建设，加上你的地是你的，我的地是我的，这边修一条路，那边修一条沟渠，站在高处一看，呀，这不是“井”字吗？
    嗯，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，采取的就是井田制。
    当时的农民就是干活的，贵族就是监工，没事的时候就跑到田边瞎指挥。
    但需要说明的是，虽然是分封制，但田地是国家的，不允许私自买卖、转让，而且是需要“贡税”的。
    这种土地制度，可以说是国有制之下的贵族土地私有制。
    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地诸侯为了壮大实力，开垦出了大量私田，而这些私田是不需要纳税的，既然这些东西是自己的，诸侯自然不愿意在“公田”之上投入人力，所以出现了“民不肯尽力于公田”的现象。
    私田增多，公田没人种，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础。
    公元前594年，鲁国推行“初税亩”法令，法律上要求，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，按亩征税，私田通过这种方式，取得了法律认可。
    后来商鞅变法，井田制被正式废除，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。
    秦始皇兼并六国，说白了就是土地之争，无数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，奋起反抗，但终没挡住秦始皇的大军。
    秦一统时代，原来的地主一部分被杀，一部分被俘，大片的土地荒芜。为恢复生产，秦始皇颁布了“使黔首自实田”的土地法令。
    黔首，即百姓。
    秦朝时期不再采取授田制，而是鼓励农民开荒，占据土地，政府并不限制。而这种制度的存在，肯定了农民土地私有，也制造出了新的地主。
    秦朝之后，西汉开国，采取的是汉承秦制，承袭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。
    西汉初期的国策，突出特征是“黄老无为”、“休养生息”，国家不管，地方自主，土地私有制如同脱缰野马，发展迅猛。
    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土地兼并问题终于显现出来，出现了“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并兼豪党之徒，以武断子乡曲”的现象。
    疯狂的土地兼并，让大批官僚、贵族、豪强、商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，一个个“众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广其田宅，博其产业，毫其积委”，继而出现了“强者规圃以予数，弱者曾无立锥之居”的问题。
    汉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，董仲舒为其献策，提出“限民名田，以澹不足，塞并兼之路”，即给出田产限额，说清楚，最高能占据多少田产，多了之后，国家是要管管的。
    然而汉武帝时期的管管，只存在于字面上，最多训斥几句，罚一点银子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
    毛毛雨的惩罚，轰隆隆的利益，导致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。
    汉哀帝时期，“百姓失职，重困不足”已成常态，无奈之下，汉哀帝“限圈”之策推行，当官的最多只能占据三十顷，商人不准随意占地。
    不过汉哀帝也只能悲哀地看着土地一点点被兼并，因为他们的惩罚举措都没有跟上来。而缺乏管控的结果，就是制造出了豪强地主田庄。
    三国时期与曹魏时期，主要的土地制度，那就是豪强地主私有制。
    南北朝与隋唐时期，土地制度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均田制，这种制度是相对公平的，按人头分地，一个人分多少亩，简单，直接，粗暴，但不持久……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，均田制是允许超额占田的，也是允许土地买卖、转让的，至于买卖是合法的，还是非法的，亦或是被抢走的，地主谁会在意这些。
    再说了，生个人就得几十亩地，一开始地广人稀可以分得过来，你们天天造娃，人那么多，怎么分得过来？
    既然均不了，还不如被拿走……
    这是地主的思维。
    哪怕是唐代后期不断制定法律，禁止土地兼并，但也无济于事，地主养成了，一个个都是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，谁能管得住？
    宋朝并没有吸取唐代灭亡的教训，宋朝是一个很厉害的朝代，他们在土地关系上，采取的是“不立田制”、“不抑兼并”的政策。
    意思就是，只要朝廷能收税，你们该怎么兼并，那就怎么兼并，随你们自己玩。
    这种政策的存在，导致宋代土地私有化、土地兼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程度，哪怕是北宋玩完了，他们也不认为是土地关系的错，南宋接着玩。
    因为土地都在地主家里，所以整个宋代，真正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是极少数的，而没有土地，依附于地主的佃农却是大多数的。
    也正是因此，宋代的租佃制度极为完善，甚至还出来了专门的租佃合同，租佃法律……
    当然，主要是保护地主家利益的，比如你累死了地主家的牛，那你就是地主家的牛，如果地主打了你儿子，那人家是没半点损失的。
    后来元朝时期，统治者是蒙古族系游牧民族，人家骑马的人，谁会管土地问题，只要有草原，那就是够了。
    所以在元代初期根本就不管土地的，底下怎么整，没人在乎。
    后来忽必烈也意识到，总不管土地也不行，所以颁布了一些法律，但元朝的法律，就像是他们手中的马鞭子，自己用来打人的，不是拿来抽自己的。
    所以，法令可以颁布，但蒙古人是不需要遵守的。
    于是出现了“今王公大人乏家，或占民田近于千顷，不耕不稼，谓之草场，专放孳畜……”之事。
    元朝的覆灭，与地主过度剥削、农民没有田地有着直接关系。
    朱元璋他们家一开始就是地主家的佃农，多悲惨？
    死了都没地方埋……